《柳叶刀-区域健康（西太平洋）》（The Lancet Regional Health - Western Pacific）近日发表一项研究，由浙江大学公共卫生学院、浙江大学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徐小林研究员团队联合江苏省淮安市妇幼保健院朱晓琴主任医师团队共同完成。该研究基于中国三代女性健康队列，系统评估母亲童年期不良经历的代际传递及其对女儿孕期、产后1年及产后3年心理健康的影响。研究发现，母女间童年期不良经历存在显著代际关联，且母女双方的童年期不良经历均与女儿孕期和产后焦虑、抑郁风险显著相关，女儿自身的童年期不良经历在母亲对其心理健康的影响中起中介作用。作者指出，应推动以家庭为单位的早期筛查和干预，打破不良经历的代际传递，促进多代女性心理健康。识别文中二维码或点击文末阅读原文，查阅原文。
背景
童年期不良经历（Adverse Childhood Experiences, ACEs）在全球普遍存在，并与个体一生中多种身心健康问题密切相关[1]。ACEs可能通过调节下丘脑-垂体-肾上腺（HPA）轴功能，持久影响个体的应激系统。性激素对HPA轴的调节作用可能使女性在经历ACEs后更易感知压力，并在生命后期更易罹患与压力相关的精神障碍。
“虐待循环”理论认为，父母童年时期遭遇虐待可能增加子代经历类似逆境的风险[2]。然而，现有研究多基于西方国家，样本量有限，文化背景相对单一。在强调家庭连结和集体主义的中国社会，ACEs是否存在代际传递，以及社会环境因素是否会影响这一过程，证据仍然不足。
父母的ACEs不仅可能直接影响子代的童年经历，也与其健康结局相关，如早期发育迟缓、情绪和行为问题等[3-4]。但既往研究多集中于儿童或青少年时期，对于其成年期、尤其是育龄期的影响，鲜有研究。
“生命前1000天”（孕期至产后3年）是儿童神经系统发育和对外界压力高度敏感的关键时期。此阶段母亲心理健康状况不佳，可能成为毒性应激源，诱发子代长期应激反应，影响大脑结构和功能发育，进而形成家庭内部健康问题的代际循环。因此，探究母亲ACEs如何影响子代围产期心理健康，对于制定跨代干预策略具有重要意义。
目的
本研究基于“外祖母-母亲和孩子三代女性健康”队列（Grandmothers, Mothers, and Their Children’s Health，GMATCH），旨在探讨：1）母亲与女儿ACEs的代际关联；2）母亲与女儿ACEs对女儿围产期（孕期、产后1年和3年）心理健康的影响；3）女儿自身ACEs是否在其中发挥中介作用。
方法
本研究纳入1,931对母女，分别对应GMATCH队列中的第一代及第二代女性。通过童年期创伤筛查量表评估两代女性的ACEs，包括情感虐待、躯体虐待、性虐待、情感忽视和躯体忽视五种亚型。报告任一亚型即视为ACEs暴露。女儿的焦虑与抑郁症状分别在孕期、产后1年和3年通过自报诊断、症状评估及标准化量表（广泛性焦虑量表GAD-7和流调中心抑郁量表CESD-10）进行评估。任一时间点出现焦虑或抑郁症状即定义为存在心理健康问题。研究采用logistic回归评估母亲ACEs与女儿ACEs及其围产期心理健康之间的关联，并通过结构方程模型探索潜在的中介路径。研究设计见图1。
图1. GMATCH队列设计(a)和本研究设计示意图(b)
结果
1）母女间ACEs存在显著代际关联
19.0%的母亲和14.0%的女儿报告曾经历ACEs。母亲经历ACEs的女儿，其自身经历ACEs的风险显著升高（OR=3.37，95% CI：2.51-4.53），且各类ACEs亚型在母女间呈现较强的代际关联（图2）。
图2. 母亲与女儿之间ACEs及各亚型的代际关联
2）母女双方的ACEs均增加女儿围产期心理健康风险
母亲ACEs显著增加女儿围产期心理健康问题的风险，且存在剂量-反应关系。例如，母亲有ACEs经历的女儿在产后1年出现焦虑症状的风险增加1.57倍 (95% CI：1.15-2.15)、抑郁症状的风险增加1.67倍 (95% CI：1.14-2.44)。
女儿自身的ACEs显著增加其在孕期、产后1年和3年发生心理健康问题的风险，且同样呈剂量-反应关系。例如，相较于无ACEs者，有ACEs者在孕期、产后1年和3年出现抑郁症状的风险分别增加2.56倍（95% CI：1.70-3.85）、2.50倍（95% CI：1.71-3.64）和2.38倍（95% CI：1.64-3.46）（图3）。
图3. 母亲和女儿ACEs与女儿在孕期、产后1年和3年焦虑症状(a)和抑郁症状(b)的关联
3）母亲ACEs通过女儿自身的ACEs间接影响其围产期心理健康
母亲ACEs对子代围产期心理健康的直接影响较弱（孕期：b=0.076, P=0.412，产后1年：b=0.033, P=0.674，产后3年：b=-0.059, P=0.458），主要通过增加女儿自身的ACEs风险，对其围产期心理健康产生显著间接影响，见图4。
图4. 母亲ACEs对女儿围产期心理健康的影响路径
结论
母女之间在ACEs暴露上存在显著的代际关联，且母女双方的ACEs均与女儿围产期心理健康状况密切相关。女儿自身的ACEs在母亲ACEs对其成年期心理健康的影响中起中介作用。研究结果强调，应制定家庭层面的早期识别与干预策略，打破ACEs的代际传递，促进多代女性的心理健康与福祉。END
团队介绍
徐小林（通讯作者）为浙江大学百人计划研究员、博士生导师，研究领域为生命历程流行病学及慢性病及高危因素的防控。朱晓琴（共同通讯作者）为江苏省淮安市妇幼保健院副院长、主任医师、硕士生导师，长期从事妇幼健康研究与管理。王慧（第一作者）和张悦（共同第一作者）均为浙江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博士研究生。共同合作者丁伟洁和戴季悦来自江苏省淮安市妇幼保健院。
文章解读由作者提供，仅供参考，所有内容以论文原文为准。
https://doi.org/10.1016/j.lanwpc.2025.1015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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