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中国正式启动药品审评审批制度改革，成为推动创新药产业化进程的重要里程碑。

临床试验默示许可制度的实施，显著缩短了新药临床试验的启动周期，提升了审评效率；同时，中国积极加入国际人用药品注册技术协调会（ICH），促进国内药品监管体系与国际标准逐步接轨。这些举措不仅优化了行业生态，也增强了国内外资本对创新药企业的信心，吸引了大量海内外科研人才和资金投入，推动了中国创新药研发的快速发展。

过去十年间，伴随从仿制药向多靶点、多技术路线的并行探索转变，一批中国药企和知名Biotech公司逐步建立起全球化的研发能力，创新药研发呈现出前所未有的活跃局面。以2015年为起点，2025年正好成为这一发展阶段的重要十周年节点。

同时，制药产业的快速扩张也带来了一些值得关注的现象。例如，药物研发非理性内卷，竞争格局趋于集中，市场与资本的预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企业的研发节奏和行业资源配置效率。


回顾中国制药行业过去十年发展脉络，本文聚焦药物研发非理性内卷，旨在梳理其现状、分析其成因，并探讨可能的破局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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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制药行业非理性内卷——从卷靶点到卷药物形式到卷AI模型？




2014年，K药（Keytruda，帕博利珠单抗）在美国首次获批上市。

此后，K药迅速拓展适应症，成为肿瘤免疫治疗赛道的重磅炸弹药物。凭借其广泛适应症覆盖、临床疗效及联合用药开发布局，K药逐步登顶全球药品销售榜，超越AbbVie的Humira（修美乐），并于2024年实现294亿美元销售额（来源：2024年默沙东财报），业界称为“药王”。

由于K药的商业成功，以PD-1/PD-L1为靶点的肿瘤免疫治疗赛道快速拥挤，诸多研发管线/产品在作用机制、适应症及疗效上高度重叠，即本文所提的制药行业非理性内卷：药企围绕热门靶点和技术路线，以低水平同质化竞争抢占市场，以低价压缩利润，导致行业资源浪费、创新效率衰减，行业生态陷入逐底竞争的恶性循环，对于制药行业高质量、高效率、可持续发展贻害匪浅。

从靶点角度看，PD-1单抗市场堪称非理性内卷的经典样本，甚至可以说是顶峰案例，集中体现了热门靶点路径依赖 + 同质化竞争 + 低价策略 + 创新折损的复杂生态，堪称整个行业面临的深层次困境之一。

在我国，热门靶点扎堆开发趋势显著，例如 PD-1/PD-L1、GLP-1受体、HER2等靶点反复开发。以PD-1靶点为例，自2014年K药获批后，PD-1/PD-L1靶点迅速成为全球肿瘤免疫治疗研发的核心焦点，中国更是在2018年后迎来PD-1单抗的爆发期，涌现出君实、百济、恒瑞、信达、复宏汉霖等大量药企开发的PD-1单抗产品。

另一方面，大量候选药物在分子结构设计、作用机制以及适应症选择上高度雷同。而过度聚焦少数靶点也带来临床资源的重复消耗，导致患者招募难度加大，开发周期延长，边际成本上升。

同时，集采进一步加剧了药企间竞争，使得以价换量成为普遍策略，部分中标药品虽获市场准入，却面临毛利率大幅压缩、利润空间受限的困境。这种政策环境虽在短期内有效控制了医保支出，却也无形中对创新驱动力构成抑制，增加了药企对低风险、快回报项目的依赖、对高风险创新的抵触，加剧药企研发投入趋同，推动制药行业生态陷入逐底竞争的恶性循环。

截至目前，药物形式（drug modality）尚未出现类似PD-1单抗市场的非理性内卷，但是其未来趋势已经开始慢慢显现。

受到K药的启示，早期的中国创新药企多聚焦单抗开发。随着监管收紧、非理性内卷加剧，药企转向其他药物形式，包括双抗（bispecific antibody）、T细胞衔接器（TCE）、抗体偶联药物（ADC）、多肽偶联药物（PDC），乃至双特异性ADC（bsADC）。

这种转变部分源于对创新标签的市场需求，同时也受到代表性药物研发成功的激励，以阿斯利康与第一三共联合开发的HER2靶向ADC药物DS-8201（Enhertu）和康方生物开发的PD-1/VEGF 双特异性抗体（Ivonescimab, AK112）为代表。

自2019年获批以来，DS-8201在HER2低表达乳腺癌适应症上的突破性疗效及其商业表现，极大地提升了市场对ADC药物的关注度，多家中国药企也迅速布局ADC管线，靶点选择集中于HER2、Trop2、Claudin18.2等热门方向，逐步形成热门靶点+热门形式的研发范式。

不过，这一趋势中许多产品的研发策略并未基于充分的机制探索或真实的临床差异化需求，而更多体现为对成功案例的模仿。例如，一些国产HER2 ADC产品在连接子选择、毒素载荷（payload）及亲和力设计等关键参数方面与DS-8201高度相似，甚至临床试验方案亦趋一致。

这种模仿性追逐有助于药企快速入局ADC赛道，却也可能加剧同质化竞争与资源浪费，导致药物研发从靶点卷到药物形式，形成热门靶点+热门形式的二维路径依赖。

另一个值得关注的领域，是人工智能赋能临床前药物发现与设计。

近年来，人工智能的快速发展为药物研发注入了新动能，AI驱动的药物发现与设计（AIDD）取得显著进展，从蛋白质结构预测、生物数据标记与生成、从头设计AI算法到AI模型构建与流程集成，甚至构建出一站式候选药物分子生成闭环。

在技术、资本与新媒体的推动下，AIDD范式正成为行业关注的焦点：数十款AI设计的药物已进入临床试验，少数甚至到了最后的临床试验阶段。一些专家预测，未来几年内，首批完全由AI设计的药物将获得监管批准。

然而，现实尚未达到这一预期，目前真正AI设计的药物获批上市数量为零，首个AI设计的药物获批上市可能还需要等待2-3年。

AIDD范式为药物发现与设计提供了一个新的方向，其本身不会导致类似PD-1单抗市场的非理性内卷，可是制药行业仍应警惕以模型构建和算力规模为导向的AI算法内卷现象，毕竟AIDD不同于大语言或者推理模型，AI算法设计的候选药物分子，必须实际制造出来，通过生物（比如基因重组）和/或化学（比如ADC药物的定点偶联、多肽药物的脂肪链修饰）工程技术制造出实际样品，后续功能验证方能推进，而后者则需要在细胞、体外、体内不同水平针对候选药物的疗效、毒性建立一个开放、标准化、可实验验证的基准测试体系（参考链接一）。

回顾2015-2025年的创新药发展，K药的成功为First-in-Class创新药物服务患者健康树立了标杆。但由此引发的非理性内卷、大规模me-too开发潮也提醒行业：真正的进步不应建立在复制已有成功的基础上，而应聚焦未被满足的临床需求，推进机制创新和差异化路径探索，回归制药行业的出发点：提供更有效、更安全、更可及的治疗方案，更好地服务患者健康。

对中国医药行业而言，非理性内卷已成为现时广泛共识的一个行业问题，其带来的行业资源浪费与对创新生态体系的损害，已对我国制药行业的期竞争力形成限制与掣肘。随着越来越多中国药企与Biotech以不同形式出海，优化药企研发布局、避免非理性内卷，不仅是药企自身发展的要求，更是我国制药行业参与全球市场竞争的前提。

鉴于此，本文旨在分析非理性内卷的成因，并从医药生态体系的视角尝试探讨破局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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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

制药行业非理性内卷——成因与破局




众所周知，制药行业具备一定特殊性，长周期、高投入、高风险、高失败率、高回报，关乎公共健康，也关乎社会经济发展。

新药研发通常经历靶点发现、先导化合物筛选、临床前研究、I至III期临床试验、审批上市等多个环节（见下图一），整个周期往往不低于十年，资金投入动辄逾十亿美元。即便如此，药物研发失败率仍居高不下，常因药效不足、药代动力学不理想、意外毒性而中止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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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一：医药生态体系框架示意图

近年来，制药行业的非理性内卷现象并非孤立偶发，而是一个多重因素叠加的复杂问题，从制度到资本市场，从监管到行业主体，皆在其中发挥了不同程度的作用。

下文尝试从医药生态体系框架（详见上图一）的关键环节出发，探讨非理性内卷的成因与破局之道。

1
监管机构默许行业主体与资本市场共同推动药物研发走向非理性内卷

作为制药行业中最核心的主体，药企既是药物研发的直接执行者，主导基础研究、临床试验与注册申报的全过程；又是商业化与市场推广的主要驱动者，承担药品生产、销售与市场教育等任务。同时，药企也是资本市场的重要连接者，作为新药研发中最直接的融资载体，深度依赖外部资本投入推动研发进程。除此之外，药企一方面接受监管机构规范约束，另一方面也通过产业协会等渠道参与行业规则的制定。

以PD-1单抗市场为例，K药取得商业成功后，PD-1/PD-L1靶点迅速成为全球药企争相追逐的焦点。大量制药企业在缺乏差异化的情况下蜂拥而入，围绕同一靶点展开重复性研发，适应症重叠、机制趋同、定价内卷，形成了典型的低水平同质化竞争。

在这一过程中，监管机构并未有效设置进入门槛或差异化激励机制，间接放大了企业速度优先、上市为王的行为偏好，表现出某种程度上的制度性默许。

事实上，非理性内卷并没有止步于PD-1这一靶点。自2015年我国新药审评审批制度改革以来，新药注册效率大幅提升，本土创新药快速发展。在仿创并举的政策背景下，不少药企将快速上市作为核心研发目标，导致靶点选择高度趋同。

在审评环节，对于已知靶点的微创新缺乏系统性的临床价值验证机制，大量me-too与me-better药物集中申报，在监管机构某种程度上的制度性默许下，药企逐步进入研发非理性内卷状态，形成对热门靶点+快速转化的路径依赖。

对此，监管机构负有监管与规制的双重职责。

首先，监管机构应明确真正具备临床价值的创新的认定标准，优先支持First-in-Class、Best-in-Class与临床价值边际显著提升的项目，设立早期沟通通道、动态监管制度，并提供更有力的审评资源倾斜。同时，应在审评中引入临床获益评估模型，对me-too项目进行更严谨的疗效与安全性比对，从执行层面履行监管职责，限制低水平重复的申报，抑制药物研发非理性内卷。

其次，监管部门也有责任在制度层面推动制药行业理性竞争，避免非理性内卷，帮助药企强化服务患者健康的初心，鼓励药企需从内部重新定义创新绩效指标，避免以管线数量注册节点临床启动速度尽快拿到NDA为导向，而忽视真实世界疗效、差异化机制、技术壁垒和产品商业竞争力的系统评估。

对监管机构本身而言，其也有责任加快我国制药行业监管体系接轨国际标准，提升药品监管的全球认可度，努力使我国成为药品监管的参考审评国家，如此反过来则又可以更加畅通我国药企出海的通道，更加积极地参与全球市场竞争。

2
破局药物研发非理性内卷？——一种新型开放、标准化的组织形式与制度探索

今年6月，2025年上海国际计算生物学创新大赛正式启动，旨在基于HCAR1的已知蛋白序列和结构等信息，通过AI计算从小分子（乳酸受体拮抗剂）和大分子（乳酸受体特异性抗体）双路径筛选潜在药物候选分子，结合湿实验验证其特异性与活性，加速HCAR1靶点药物的发现，推动候选药物向临床转化。

此次比赛由上海生物医药科技产业促进中心主办，通过新型组织方式进行制度探索，与近年来兴起的蛋白质工程公开挑战赛（Protein Engineering Tournament，PET）在理念上高度契合。

PET挑战赛由Align to Innovate 社区于2023年发起，通过开放平台 + 干湿实验闭环 + 标准化评估体系，为AI蛋白质设计建立了一套透明、公正、可验证的赛事机制，并于2025年进入常态化运行阶段。PET不仅极大激发了学术界与产业界的创新热情，也为新一代蛋白质工程技术提供了客观的评估与筛选路径，被称为“AI蛋白质设计的奥运会”（参考链接一）。

解决药物研发非理性内卷，打破低水平重复投入，提升创新效率与研发协同，不仅需要监管机构对低水平重复申报加以限制，也需要从行业层面构建开放、共享的公共基础设施，探索一种新型开放、标准化的组织形式，推动药企各自为战转向协同进化，类似上海国际计算生物学创新大赛和PET的赛事的形式，由行业协会定期发起面向未满足临床需求的药物发现与设计公开赛，并以此作为引导资源配置、鼓励真实创新的重要抓手。

对于临床前药物研发而言，从靶点到PCC的研发阶段应引入多参数优化的持续迭代过程，包括药物可成药性、靶点适应性、安全性等综合指标，形成设计-制造-测试-学习四位一体的干湿闭环；同时，应坚持公平、公开、标准化的制度原则，吸引高校实验室、中小创新药企与大型药企公平竞争；更重要的是，它必须聚焦真正的未满足临床需求，追求更有效、更安全、更可及，而不鼓励围绕热门靶点或者药物形式进行内卷式逐底竞争。

这一组织形式以及制度探索不仅在于提高技术评估效率，更在于激励机制的再构建：通过竞赛机制选拔技术，通过实验验证确定可行性，通过公共平台实现成果共享。

国家或产业联盟还可设立专门基金，奖励优胜方案，支持其后续临床转化研究，从而行业层面打通从靶点验证到PCC发现的路径，引导行业资源聚焦早期药物发现与设计，缓解临床阶段药物研发的非理性内卷，以及药物获批上市后的商业化非理性内卷。

3
制药产业支付与定价体系是药物研发非理性内卷的成因之一

现实中，药企需要理性计算投入产出比，平衡潜在风险与未来获益。因此，非理性内卷往往并非简单的过度竞争，而是药企在潜在风险与未来收益的权衡中，不愿为了被压缩到“白菜价”的利润去承担创新的风险，因为真正具有临床价值的差异化创新本身是一项长周期、高投入、高风险的投资。

然而，正因其长周期、高投入、高风险，一旦成功，企业能够建立起技术壁垒与护城河，获得可观的商业回报。以我国近年来的制药行业为例，大多数药企不愿为了被压缩到“白菜价”的利润去承担创新的风险，其中，国家医保的集中带量采购（以下简称“集采”）是原因之一。

自国家推行集采以来，我国药企采取以价换量的策略，试图在激烈的价格竞争中获得中标资格。这种策略导致中标药品的市场规模大幅缩水，销售额远低于集采前原研药水平，利润空间严重压缩，产业链上游也受到冲击。

从患者角度看，集采降低了药品价格，提升了药物的可及性，对患者短期利好显著。但随着红利逐渐消退，依赖快速跟进模式的本土药企面临同质化、价格战及政策压力的多重挑战。

同时，集采促进了降价和行业整合，但也暴露出药品潜在的质量风险。以上海等医疗资源丰富的一线城市为例，医生和患者对中标药品疗效高度敏感，部分产品的临床疗效引发关注。

作为单一最大的药品买方，我国医保基金主要用于支付医疗费用、保障参保人的基本权益，需要承担社会保障责任，监管政策对其投资范围、风险偏好和流动性有严格限制。当前的集采虽能控制药品价格，提升药品可及性，长远看，却削弱了药企的利润和创新动力，使得医药产业陷入低价仿制和同质竞争的恶性循环。

然而，换一个角度，如果医保基金更深度地绑定整个医药生态体系（图一），逐步转型为支付+股东双重身份，既保障支付功能，又持有优质药企股权，激励、支持创新药企，不仅可获得药企分红与股权投资收益，缓解医保支付压力，还能引导资金流向真正有价值的药企管线资产，打破非理性内卷的逐底竞争，实现医保体系定价、支付、分红、投资收益的闭环，逐步构建一个“为有源头活水来”的医保支付体系与科学、理性、可持续的药品定价体系。

4
厘清“非理性内卷”与“理性市场竞争”的界线

上文提到非理性内卷很多次，可是，对于药物研发，究竟怎么样才是理性内卷或者理性的市场竞争？非理性与理性的界限是什么？本文试图定义理性的市场竞争：以真正满足临床未满足需求为出发点，药企在作用机制、技术路线和研发策略上进行差异化布局与药物研发、制造并且商业化，以更有效、更安全、更可及的方式服务患者健康。

近年来，我国药企已有不少具备差异化创新、并且具备全球市场竞争力的代表性药品诞生。

百济神州的泽布替尼作为伊布替尼的下一代BTK抑制剂，在设计上更具选择性，显著减少了对非靶标酶的影响，降低副作用，同时优化药代动力学，实现更有效的靶点抑制。

而康方生物开发的Ivonescimab（AK112）通过同时阻断免疫检查点PD-1和血管内皮生长因子（VEGF）信号，融合免疫调节与抗血管生成机制，提升抗肿瘤疗效并克服了部分单一机制药物的耐药性。

此外，信达的双靶点减肥药是全球首个获批的双靶点减重药物，相比诺和诺德的司美格鲁肽同样展现了显著的差异化创新，司美格鲁肽主要作用于GLP-1受体，而信达的双靶点药物通过同时激活GLP-1受体和Glucagon受体（GCGR），有望带来更强的减重效果和代谢改善，突破了单一靶点的局限性。

这些案例体现出理性的市场竞争，药企通过多靶点设计、提高药物选择性和联合机制创新等方式实现差异化研发，避免同质化内卷，以更有效、更安全、更可及的方式服务患者健康。


— 总结与展望 —
  
破局药物研发非理性内卷，单靠个别企业难以解决，需构建系统化、协同化的产业生态，支持真正具备临床价值和创新意义的药物研发与商业化。具体而言：

（一）、监管机构应构筑合理的“窄桥”机制，引导药企理性竞争，鼓励“沉舟侧畔千帆过”，限制非理性内卷，避免“千帆直挂济沧海”；

（二）、反非理性内卷的制度建设，形成刚性约束，防止重复研发和恶性价格战，保护可持续创新研发的生态环境；

（三）、行业协会创新组织形式、探索新型制度，类似上海国际计算生物学创新大赛和PET挑战赛，推动资源向临床前阶段药物研发集中，缓解临床阶段药物研发与商业化的同质化竞争；

（四）、推动医保基金进入资本市场，成为优质上市药企的股东，通过分红、免征资本利得税的投资收益回馈医保支付体系，逐步构建一个“为有源头活水来”的医保支付体系与科学、理性、可持续的药品定价体系。

今年以来，全球跨国医药巨头如阿斯利康、辉瑞等与中国生物科技公司的许可协议数量和金额均创新高。据杰富瑞报告，今年全球跨国药企签署的许可协议中约18%来自中国，且按协议金额计，中国相关项目占比达到三分之一（参考链接2）。

此类合作多以跨国公司支付费用换取中国早期药物的海外独家销售权为形式，若临床成功，中国企业还将获得后续收益。尽管存在中美之间正面临贸易关税与地缘政治的紧张局势，这一合作趋势凸显中国在全球医药创新链中的重要地位愈加显著。

展望未来，中国医药正处于从跟随者向引领者转型的关键期，需要通过破局非理性内卷，建立以真实疗效、临床未满足需求和技术差异化为导向的研发范式，方能持续提升我国制药行业的全球竞争力，为全球医药创新生态贡献独特中国力量。

参考文献：
https://mp.weixin.qq.com/s/9DNwb-4mESH6cA3_skKPSQ

https://d3a1cuk57dib8p.cloudfront.net/premium/001107101?s=w#s=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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