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4日，Nature《自然》在线发表北京大学与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联合开展的一项针对中国史前母系社会的重大研究成果，研究题为《古DNA研究揭示中国新石器时代双氏族母系社会》“Ancient DNA reveals a two-clanned matrilineal community in Neolithic China”。研究团队基于高分辨率古DNA亲缘关系鉴定技术，综合考古学、人类学、稳定同位素以及碳十四年代学等多学科交叉研究，首次在泰沂山北麓沿海地区、中华文明起源与早期发展的关键区域，实证确认了4750年前大汶口文化两个母系氏族构成的村落组织。
本项成果的意义在于，在世界范围内首次确证存在史前母系社会组织，首次以分子遗传学证据实证了我国新石器时代母系社会的具体结构，刷新了母系社会最早仅可追溯至欧洲铁器时代的遗传学线索溯源。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院长孙波介绍，这一发现为摩尔根、恩格斯关于母系社会的理论提供了直接的东方实证，在人类文明起源研究领域具有重大意义。
广饶傅家遗址位置示意图
尽管人类社会由母系社会发展而来是一个耳熟能详的假设，但相关学术研究因缺乏直接证据而一度遇冷、停滞。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研究员宁超介绍，我国20世纪50、60年代的考古学开展了大量针对史前社会组织的复原和研究工作，重要的有仰韶文化的半坡村落、元君庙墓地等。尽管主流学者提出仰韶文化为平等母系氏族社会、大汶口文化为等级式父权社会等观点，并写入历史教科书，但由于缺乏直接证据，这些研究的热度很快消退。
“同样，西方人类学对史前母系社会的研究也一度遇阻。究其原因，一方面在于缺乏考古学上支持史前母系社会存在的有力证据。另一方面，现代民族学研究所揭示的母系社会组织，只是特定环境与历史条件下的一种适应性选择，这被人类学家称为‘母系之谜’。”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研究员张海说。
近年来，随着古DNA技术持续升级，使研究人员实现了对古代人类遗骸高分辨率的亲缘关系重建。在此基础上，全球考古学家与古DNA研究人员广泛采集并分析古代墓地中的人骨材料，以期揭示史前社会的亲属结构。“然而，迄今为止，所有已报道的古DNA研究结果均显示，史前社会是按照父系血缘原则构建社会组织体系；而有关母系社会的遗传学线索最早仅可追溯至欧洲的铁器时代。因此，母系社会是否曾真实存在于更早期的史前人类社会中，仍是考古学与人类学领域尚未解答的重要问题。”论文第一作者、北京大学博士后王劲成透露。
“与以往主要依据考古发现的雕像、女性用品和民族志、文献记载得出的假说不同，本研究首次利用分子人类学与遗传学证据，不仅确证了史前母系社会组织的存在，而且通过多学科综合分析全面揭示了新石器时代黄河下游沿海地区母系氏族社会的组织特征、人口规模、生业模式与生产力水平等关键信息，实现了有关人类早期社会组织研究的重大突破。”张海说。
傅家遗址是位于山东境内、鲁北山前和渤海湾南岸的大汶口文化中晚期遗址，距今约4750年至4500年。遗址内部存在明显的空间分区特征，在南北两个区域分别发现了两处独立的墓葬群。
傅家遗址发掘的大汶口文化墓葬
研究人员发现，墓地内部存在多组一（如父母、子女等）至三级（如堂、表兄妹）亲缘关系。其中，一对跨墓地的二级亲缘关系（如叔伯姑舅）为“随母系埋葬”的丧葬习俗提供了直接的遗传学证据。“通过更深入地分析发现，墓地内部及墓地之间存在极为密集的4-6级亲缘网络，这种广泛的遗传关联不仅证实了两个墓地人群长期保持着通婚和共存关系，同时也表明母系埋葬制度并未因时间及亲属关系疏远而改变，且被严格遵循了至少250年。”宁超说。
线粒体只从母亲遗传，傅家遗址墓葬中的人拥有相同的线粒体。北京大学生物医学前沿创新中心研究员黄岩谊分析：“这种单一化的母系遗传模式强烈暗示，两个墓区人群分别源自不同的单一母系祖先。”
宁超介绍，团队综合墓地规模、延续时间、母系单倍型的完全单一性以及父系单倍型的高度多样性，推断傅家两个墓地应属于母系氏族社会结构，而非家族模式。“体质人类学分析显示，青少年与成年男性均严格埋葬于本人出生时所在氏族墓地，这一葬制符合母系社会的典型特征——与父系社会中女性随夫而葬的习俗形成鲜明对比。”
“值得注意的是，墓地内个体的埋葬位置与亲缘关系远近无显著相关性，即使一级亲属也可能相隔较远，这表明墓葬布局主要由母系氏族归属决定，而非性别、年龄或亲疏关系等因素。因此，傅家南、北墓地截然不同的母系谱系反映了基于氏族身份的有意识的社会架构。”宁超进一步解释。
参考文献：
https://www.nature.com/articles/s41586-025-09103-x
来源：科研大匠
编辑：小饼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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