巨大威胁！美国眼中的中国生物医药

报告措辞强硬，明确指出：“中国在过去20年将生物技术作为国家战略重点，大规模投入资源，使其在多个生物技术核心领域实现显著赶超，并由此构成对美国主导地位的直接挑战。”

NSCEB援引多项行业数据指出，中国已经通过20年的政策倾斜、产业集群发展与资本驱动，从研发到制造构建起完整的生物科技体系。

报告甚至称，药明康德、华大基因等“国家队企业”，正成为“生物版的华为”，具备在全球供应链中形成主导地位的能力。

几乎在同一时间，TIME发布题为《美国输不起与中国的生物科技竞赛》（The U.S. Can’t Afford to Lose the Biotech Race with China）的文章，将中国描绘为美国生物科技霸权地位的“系统性挑战者”。Axios也在一篇题为《中国生物科技崛起，美国正奋力追赶》（China's biotech boom leaves U.S. playing catch-up）的报道中指出，中国正在成为“全球药物发展的关键”。

在美国看来，中国已不再只是低成本代工或fast-follower，而是成为可以威胁美国产业领导权的科技力量。

然而，尽管美国政府频频警示中国生物科技的崛起风险，但2024-2025年的实际交易趋势却呈现出另一种面貌：中国创新药正在被美方企业大规模买入。

据GlobalData统计，2024年MNC与中国Biotech企业的授权交易总额高达415亿美元，较2023年增长66%，创下历史新高。即便聚焦中美之间，BD交易总额也从157亿美元增至213亿美元。这些交易涉及康方生物、恒瑞、百奥赛图、再鼎、乐普、百济神州等一批中国创新药企，其产品涵盖ADC、双抗、代谢病、心血管RNAi等热门赛道。

中方企业提供的是成本更优、进展更快、潜力巨大的候选药物，而MNC则在管线老化、本地研发疲软的背景下，急需外部活水。

换句话说，正是在美国生物技术生态普遍低迷之际，中国反而成为“卖方市场”的主角。DealForma数据显示，2025年迄今首付款超5000万美元的授权协议中，中国公司已占42%，几乎每两笔就有一笔来自中国。这是一种难以忽视的结构性转变。

在这样复杂的环境下，美国眼中的中国生物医药愈发微妙。

美国人最先警觉到的，是临床试验数量上的“倒挂”。

Axios援引GlobalData数据称，2024年，中国开展的临床试验数量首次超过美国，达到7100项以上，而美国为约5900项。这一拐点意味着中美在新药研发的主战场上首次出现角色互换。

根据BBLSA发布的分析（《Exploring the US-China Biotech Boom》），2024年中国生物医药企业在全球研发候选资产中的市场份额已达到约27%。

这背后不仅是数量的增长，更是质量结构的变化。Axios指出，中国的生物科技公司已经从主要仿制美国研发成果的“跟随者”，转变为能够自主开发新疗法的创新者，这些新疗法有可能在癌症治疗、自身免疫疾病等领域取得主导地位。

中国生物医药企业不仅“做得多”，而且“开始做得难”。

中国企业逐步积累了自主知识产权与国际多中心试验经验。百济神州的BTK抑制剂泽布替尼，全球III期注册试验由其主导完成并获得FDA批准，成为首个中国自主研发、主导全球临床并在美上市的新分子实体；康方生物开发的PD-1/VEGF双抗，在全球III期试验中对晚期肺癌患者展现出优于默沙东K药的疗效，成为全球范围内最受关注的临床试验之一。

类似案例还有很多。三生国健的全人源抗体SGLS-102进入美国NDA审查；再鼎医药主导的PARP抑制剂进入FDA优先审评通道；还有信达、君实通过与Eli Lilly、Coherus等企业合作加速全球注册。这些迹象显示出中国企业的“原研产品全球通用”路径正在被市场验证。

在过去十年间，美国医药界对中国生物医药制造环节的依赖逐渐加深。尤其是在生物制药的关键中间体、原料药和无菌制剂工艺上，中国CDMO企业如药明康德、凯莱英、合全药业、博腾股份等，已建立起全球领先的制造能力与交付网络。

据Evaluate Pharma数据，2024年全球前20家CDMO企业中，中国公司占据5席，且在“创新分子小试-中试-商用”一体化服务上逐渐取得技术壁垒优势。药明康德2024年营收已接近400亿元，客户覆盖包括辉瑞、强生、默沙东、阿斯利康在内的几乎所有Top 20药企。

与此同时，中国的产业基础设施也在迅速升级。根据CBRE 2024年4月发布的数据，北京、上海在全球实验室与研发用地建设中的新增面积排名首次超越波士顿、伦敦等传统医药中心，成为国际药企海外部署的重要承载地。这背后不仅是土地与政策支持，更是实验室基建、配套设施、上下游供应链等系统性能力的体现。

中国CDMO企业，不仅服务于跨国药企的商业化生产，还深入参与新药早期开发、CMC流程与全球注册支持等环节，其国际营收占比逐年提升。

然而，这一被需要的现实也引发美方的焦虑。

在NSCEB的评估中，美国对中国关键药品生产能力的依赖已被定性为“国家安全漏洞”，建议将“生物制造基础设施”纳入《国家关键技术框架》，并推动重建本土生物制药制造体系。

一方面，NSCEB认为美国在关键药物和原料药的供应上过度依赖中国，这种依赖构成国家安全隐患。另一方面，NSCEB指出，美国本土的生物制造能力尚不足以支撑新兴生物技术的大规模开发和产业化应用，必须在生物反应器、基础设施和专业人才储备方面加快投资和扩展。

一边是政策风险上升、产业安全担忧扩散，另一边却是实际交易活跃、合作深度空前。

明星交易层出不穷。例如康方生物与Summit，三生制药与辉瑞，以及百奥赛图、百济神州、再鼎、乐普等也纷纷与辉瑞、默沙东、GSK等巨头达成数亿美元级别的交易。

中方企业在国内竞争内卷、支付压力加大的环境下，越来越依赖出海变现，而跨国药企在研发管线老化、本地效率下滑的背景下，则高度依赖中方提供优质资产。

更深层次的绑定，体现在研发、临床、生产等链条的全面耦合。中国既是全球医药公司降低研发成本的重要环节，也是提升新药推进效率的核心依托。

与此同时，中资企业也在向全球共研迈进。2024年起，部分中美企业开始尝试“管线双申报”，即同一款候选药物同步向FDA与NMPA提交注册文件，打造“东西两端共研共批”的新模式。

甚至在某些中早期项目中，中方企业担任全球项目牵头方，美方仅作为区域注册与商业化合作伙伴。

而一些中国企业在授权的同时也要求保有全球临床开发的权利，例如百利天恒与BMS的ADC资产交易与后续合作。

这使得“脱钩”在生物医药领域的推进步履维艰。相反，一个“共生体系”正在形成：中国提供制造、数据、试验与早期管线，美国提供监管、品牌与上市窗口。这是一种博弈型合作：彼此警惕，却又高度绑定。

对来自中国生物科技公司的早期管线依赖，同样引起美国业界担忧。

前美国FDA局长Scott Gottlieb在Stat News的专栏中指出，美国药物研发成本过高，特别是在Ⅰ期临床环节，这些成本和监管壁垒正在推动制药业务逐步向中国转移。

Scott Gottlieb称：“当美国制药公司从中国引进药物化合物时，他们实际上是在转移本应用于支持波士顿肯德尔广场或北卡罗来纳三角研究园等创新中心的资金。”

并指出，若美国希望在全球生物医药竞争中缩小与中国的差距，就必须在早期临床研究环节率先破局。

他特别强调，应充分利用AI算法与真实世界数据（RWD）来优化试验设计、降低入组门槛，并加速候选药物进入临床阶段的速度，帮助美国产业重回先机。

全方面飞速发展的中国生物制药产业，让美方终于全方位警铃大作。

“美国生物技术产业曾是全世界的羡慕对象，但如果我们不够谨慎，任何药物都可能在中国制造。”

TIME更是直接指出：“几十年前，我们未能维持我们作为半导体制造业全球领导者的地位。这个错误要求我们采取极其昂贵、困难和不确定的措施来弥补损失。如今，当我们在生物技术领域面临类似的风险时，我们绝不能再犯同样的错误。”

NSCEB在提出了一个“战略双轨”，主张美国应加快本土生物技术创新，同时采取措施遏制中国在生物技术领域的快速发展。

NSCEB呼吁设立独立投资基金，由独立运营方管理，专门支持具备国家安全价值、但暂时得不到主流资本支持的生物科技初创企业，以防止其因外资缺口而落入对竞对手中。

另外，NSCEB直言，美国情报体系与生物科技行业之间“严重脱节”，许多企业高管甚至未被告知其所面临的风险来源和外部威胁。NSCEB建议，美方应设立跨部门信息协调机制，允许具备科学素养的官员参与情报解密与企业对话，并推动情报共享的“按需可视化”，以便企业能够在董事会层面做出战略调整。

事实上，真正的“双轨”可能并不完全在美国政府的控制范围内。尽管美国政府强调“管控风险”，即通过限制投资、技术出口、临床合作、原料药依赖；另一方面，美国医药产业不得不继续依赖中国的制造体系、临床能力与技术伙伴。

在政策层面，美国商务部与财政部多次讨论是否将部分中国生物科技公司列入“敏感技术实体清单”；而在产业层面，美国本土药企、CRO巨头甚至风险基金仍在积极寻求与中国企业的商业接触。

2025年，香港恒生生物科技指数飙升32%，而纳斯达克生物技术指数则下跌15%。Endpoints News报道称：“毫无疑问，在美国生物技术行业陷入困境之际，中国生物技术行业表现相对较好。”

政策多变、监管趋严、资金撤退、管线老化，叠加地缘不确定性，使得许多美国Biotech公司融资困难，甚至面临退市风险。这种反差，反而倒逼产业资金流向中国。

但不论是中国还是美国，生物技术行业创新都变得更加高难度，而全球生物医药合作也正进入一个高风险、高回报、高度动态的新阶段。企业需要具备更强的地缘政治风险研判能力，采取更灵活、多元化的合作策略，并可能需要加强本土化布局以对冲风险。

而这，也决定了中美之间的下一阶段竞争，不再只是资本与技术的博弈，而是路径与信任结构的较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