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回顾过去十年中国核药产业的发展轨迹,可以发现一个清晰的阶段性逻辑。

在早期的“核素时代”,行业讨论的核心问题是:同位素从哪里来?无论是PET诊断还是治疗性核药,稳定的放射性核素供应始终是产业最底层的约束条件。

大量医用同位素长期依赖进口,令中国核药研发不得不长期面对如此尴尬现实——即便拥有优秀的药物设计能力,也可能因为供应链不稳定而难以推进临床。好在,这种处境正出现令人兴奋的转折。

2025年,秦山核电利用商用重水堆成功辐照生产医用钇-90,并完成出堆检测,标志着中国已具备利用商用反应堆生产关键医用同位素的能力。钇-90是当前肝癌内放疗等治疗性核药的重要核素,其上游供应的本土化,被视为中国核药产业基础设施建设的重要一步。

叠加国内RDC研发管线快速推进的现实,可以说,一个新的产业阶段已经开始展露:当核素不再是最稀缺资源,中国核药创新真正的竞争维度开始上移。

过去行业比的是谁能获得同位素、谁能更快复制海外靶点;未来十年,竞争将更多发生在更上游的环节——配体、靶点与技术平台。换句话说,中国核药产业正在从“资源驱动”进入“源头创新”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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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新想象“配体”




在RDC体系,靶向配体承担着“导航系统”的角色。它决定放射性核素最终能否准确抵达肿瘤组织,同时避免正常组织暴露。

过去很长时间里,核药研发在配体选择上显得相对保守。PSMA靶向分子通常采用小分子配体,SSTR靶向药物则大多来自多肽框架,而抗体由于分子量过大、体内清除缓慢,一度被认为不适合用于放射性药物。

这种技术路径并非错误,但也逐渐暴露出局限。当越来越多企业挤入相同靶点、相似分子结构时,疗效和安全性的提升空间开始变得有限。

于是,一部分研发者开始重新思考一个更基础的问题:究竟什么样的分子才是最理想的放射导航系统?

纳米抗体的出现为这一问题提供了一种新的答案。

与传统抗体相比,这种分子片段体积更小,却仍然保持较高的亲和力,同时具有更好的组织穿透能力。由于缺乏Fc结构域,它在血液中的清除速度更快,从而显著降低骨髓暴露风险。对于RDC而言,这种“高肿瘤摄取、低系统暴露”的特性恰恰是扩大治疗窗口的关键。

与此同时,环肽也在重新回到研究者的视野。

环肽在空间结构上更加稳定,往往表现出更高的受体亲和力和更好的代谢稳定性。过去限制环肽应用的主要问题在于筛选效率,但随着mRNA展示技术的成熟,研究者已经可以在数十亿甚至万亿规模的多肽文库中快速筛选高亲和力分子,再结合计算模型进行结构优化,这一技术瓶颈正在被逐步突破。

还有一个值得关注的方向,是双靶向配体。

肿瘤异质性始终是精准治疗的核心挑战,同一肿瘤内部往往存在多种不同抗原表达模式。单一靶点药物难以覆盖全部肿瘤细胞,而双靶向设计则试图通过同时识别两个抗原来扩大覆盖范围,同时提升肿瘤摄取量。

这些探索表明,RDC配体设计正在摆脱单一技术路径,进入一个更开放的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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靶点版图在迁移




配体工具箱的扩大,直接改变了靶点选择的逻辑。

目前,中国RDC管线仍然高度集中于少数成熟靶点,例如PSMA和SSTR。这种集中并不意外。成熟靶点意味着生物学机制清晰、临床验证充分、监管路径明确,因此能够显著降低研发风险。

但当几十家公司同时布局同一靶点时,创新空间不可避免地被压缩。随着行业竞争加剧,一些企业开始将视线投向那些生物学基础明确、但尚未被充分开发的靶点。

FAP(成纤维细胞活化蛋白)就是其中之一。该蛋白在正常组织中表达极低,却在大量实体瘤的肿瘤相关成纤维细胞中高度表达。由于其在肿瘤微环境中的广泛存在,FAP被认为有潜力成为一种“广谱”实体瘤靶点,目前全球已有多条FAP靶向核药管线进入临床研究。

类似的探索还包括组织因子(TF)等与肿瘤血管生成或转移相关的靶点。这些靶点往往在多种高致死率肿瘤中表达,但其开发难度也显著高于传统靶点,因此长期处于相对空白的状态。

对中国企业而言,这种靶点迁移既是机会,也是风险。过于保守可能陷入同质化竞争,而过于激进则可能在早期验证阶段遭遇失败。如何在差异化和可行性之间找到平衡,将成为未来几年核药研发的重要命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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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台,才是壁垒?




与传统小分子或抗体药物相比,RDC研发具有更明显的跨学科属性。

它不仅涉及抗体工程和配体设计,还需要放射化学、核物理、肿瘤生物学等多个领域的深度协同。一个分子的成功往往取决于多个环节同时达到最佳状态:靶点表达、配体亲和力、螯合剂稳定性、核素半衰期以及体内分布。

这使得RDC创新很难依赖单个分子突破,而更依赖系统化的平台能力。一个成熟的研发体系需要覆盖从靶点发现、配体筛选、放射标记到临床前评价的完整链条,并能够在早期阶段对分子性能进行系统优化。

这种平台化能力的重要性,在放射性药物领域尤为突出。由于涉及核素生产、运输和辐射防护等复杂流程,RDC临床试验的成本远高于普通药物。一旦在进入临床后才发现分子设计存在缺陷,研发代价将非常高昂。

因此,越来越多企业开始尝试通过高通量筛选、结构预测和计算模拟等工具,让RDC研发逐渐从经验驱动走向理性设计。






当核素供应逐渐稳定、技术路径不断扩展,中国RDC产业的竞争逻辑也在悄然变化。

未来真正决定企业位置的,不再只是单一管线,而是企业是否能够在配体设计、靶点探索、研发平台和产业基础设施之间建立完整体系。这也正是当前行业最值得讨论的问题:中国RDC创新的下一阶段突破,将来自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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