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肿瘤治疗领域，抗体偶联药物（ADC）被寄予厚望。这类已经成功商业化的药物以靶向性抗体为载体，向肿瘤细胞精确递送毒素，实现了“定点爆破”的理想模式。然而，在技术不断革新的今天，将一款在临床前阶段表现优异的ADC真正推向市场，依然是一场漫长、昂贵且充满挑战的旅程。
Beacon ADC数据库提供的数据显示，ADC的开发从一开始就充满了高度不确定性。不同于传统小分子药物或单纯的抗体疗法，ADC由于结合了复杂的生物大分子结构和高毒性小分子载荷，因此ADC开发征程中的每一个环节都潜藏着失败的风险。要领略“山顶千门次第开”的境界，需要制定正确的开发策略，规避风险，最大化利益。
Beacon ADC数据显示，ADC在临床开发早期的转化率远低于行业平均水平：从I期到II期，成功率仅为46%，而肿瘤药物整体为58%，全体药物为66%；从II期到III期，ADC成功率进一步下降至24%，显著低于肿瘤药物（33%）和全体药物（49%）（图1）。
图1. ADC与肿瘤药物和全体药物各阶段转化率对比图
造成这一现象的根本原因，在于ADC开发中独有的复杂性。脱靶毒性、血液动力学特性、载荷释放稳定性、生物标志物异质性等，每一项都是导致项目早期终止的重要因素。此外，由于不同肿瘤类型对ADC机制的响应存在差异，适应症选择的科学性也直接影响早期开发的成败。
然而，ADC也展现了强大的后期逆转能力。数据显示，一旦进入III期，ADC的上市批准率高达82%，不仅远高于肿瘤药物平均水平（36%），也显著超过整体药物（59%）（图1）。这种“前高风险、后高回报”的典型路径，使得ADC成为高风险投资者和创新药企重点关注的赛道之一。
进一步细分数据可以发现，ADC的成功率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设计元素的选择与组合。
在连接子方面，采用Valine-Citrulline（图2）的ADC项目，从I期到II期的转化成功率达到了62%，明显高于使用其他连接子的产品。这种二肽连接子能够在特定酶环境下被精准切割，有助于实现毒素在肿瘤微环境中的特异性释放，减少系统性毒性。
图2. Valine-Citrulline连接子化学结构
载荷机制的不同，也对成功率产生了显著影响。以微管抑制剂为载荷的ADC，尽管早期存在一定脱靶风险，但在毒性管理经验丰富的团队手中，依然实现了较高的后期成功率。而DNA损伤型载荷虽然理论上杀伤力更强，但临床开发中的耐受性管理难度更大，一度导致多项项目终止。
靶点的选择同样至关重要。针对HER2、TROP-2等验证靶点开发的ADC产品，在各阶段均展现出优异的成功率。这不仅得益于靶点生物学特性本身，还因为针对这些靶点，已有丰富的生物标志物筛选与患者分层经验，极大地降低了临床试验的不确定性。
值得注意的是，在偶联方式上，尽管近年来定点偶联（Site-specific conjugation）技术受到推崇，被认为可以提高产品一致性和降低免疫原性，但当前数据显示，传统的随机偶联（Stochastic conjugation）仍能在整体上保持良好的开发成功率。
除了成功率，开发时间的变化也反映出ADC领域的成熟与进步。
早期批准上市的ADC，如Adcetris（Brentuximab vedotin，批准于2011年）和Kadcyla（ado-trastuzumab emtansine，批准于2013年），从首次进入临床到最终上市，平均耗时超过9年。这一漫长周期，既反映了早期临床开发中对ADC疗效和安全性认识的不足，也与当时监管标准尚未完全适应这一新型疗法有关。
而近年来获批的新一代ADC产品，如Padcev、Enhertu、Trodelvy等，开发周期已经缩短至7年左右。背后推手不仅是监管通道（如FDA突破性疗法认定）的加速，更重要的是，开发者在生物标志物驱动的患者筛选、临床终点设定以及毒性管理方面形成了更加系统、成熟的方法论。
举例来说，Enhertu针对HER2低表达乳腺癌患者亚群的精准定位，不仅拓宽了适应症范围，也显著提高了临床试验的成功概率和效率。可以预见，随着临床试验设计进一步智能化，以及CMC平台能力持续提升，未来ADC的整体开发周期有望继续缩短，带来更快的上市节奏和更高的商业回报。
对于开发者、投资者及合作伙伴而言，Beacon数据显示的趋势提供了清晰的战略启示。
首先，ADC开发的成功高度依赖于系统性设计，而非孤立的单点技术突破。项目评估时，不能仅关注单一指标，如载荷创新性或靶点新颖性，而必须考察载荷、连接子、偶联策略、靶点选择、生物标志物开发、CMC工艺和临床策略的整体协同。
其次，平台化能力成为核心竞争力。在ADC领域，企业是否具备大规模一致性生产、毒性控制、患者筛选、临床试验优化等全链条能力，往往决定了项目能否顺利推进至后期，甚至最终商业化。越来越多的投资者，开始将ADC平台的综合成熟度，作为评估企业价值的关键指标。
最后，从产品组合角度看，平衡风险成为必然选择。即便在ADC内部，也需要合理布局传统成熟模式（如单载荷ADC）与创新型产品（如双载荷ADC、免疫刺激型ADC等），以实现风险对冲和长期增长潜力的结合。
在全球ADC创新版图上，中国的崛起速度令人瞩目。根据Beacon ADC数据库（截至2025年4月数据），中国目前在全球ADC开发中排名第二，占据了全球ADC管线的约30%。尤其在近年的新兴企业中，中国公司已经占据了全球前十ADC开发商的一半席位，成为全球创新格局中不可忽视的力量。
放眼全球，ADC公司数量方面，中国已经拥有130家公司拥有ADC管线资产，开发商数量仅次于美国（285家），显著领先于第三名的韩国（45家）（图2）。
图2. 全球领先国家ADC开发商数量分布图
在美国癌症研究协会2025年会上，来自中国的公司展示近100个ADC项目（包括双特异性双载荷ADC, 双特异性多肽-药物偶联物等），涵盖了从新型连接子平台、创新靶点ADC、双载荷（dual-payload）ADC、双特异性（bispecific）ADC，到世界首个T细胞接合器（TCE）ADC等一系列前沿创新（表1）。
例如苏州MediLink Therapeutics（宜联生物）推出的YL242，采用非内吞ADC技术（non-internalising ADC），拓宽了ADC应用的新边界；南京Leads Biolabs（维立志博生物）开发的LBL-058，结合了DLL3/CD3双特异性抗体和TOP1抑制剂，开创性地将ADC和T细胞毒性机制结合；苏州Alphamab Oncology（康宁杰瑞生物制药）的JSKN021，则采用了EGFR/HER3双靶点的Topoisomerase I抑制剂双药物负载ADC，已在多种CDX模型中展现出优异的抗肿瘤活性。
表1. 美国癌症研究协会2025年会部分中国ADC资产表
值得关注的是，长三角地区正在迅速成为ADC创新的地理重心。苏州、上海、杭州等地，不仅集聚了ProLynBio、MediLink、Leads等一批创新企业，也孕育出多个世界领先的ADC平台技术。这些自主创新的平台，有望从源头上重塑未来ADC的设计理念，尤其在针对实体瘤治疗方面展现出强劲潜力。
在全球化布局方面，中国公司也开始在国际合作中扮演更积极的角色。海南先声再明（Simcere Zaiming）已于今年初与艾伯维达成了价值11亿美元的期权授权合作，进一步验证了中国ADC平台的国际竞争力。
未来，随着更多自主知识产权平台的成熟，以及与国际药企合作的加深，中国有望在全球ADC领域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AACR 2025年会或许只是一个开始，中国ADC的真正爆发，可能就在未来的五到十年。
近年来，中国ADC赛道呈现快速发展的态势。在全球范围内注册在案的ADC项目中，来自中国的项目数量持续攀升，多个本土平台型公司逐步具备从分子设计、工艺开发到临床推进的全链条能力。尤其在连接子创新、拓展新靶点组合、双重载荷设计等方面，中国企业已展现出一定的差异化优势。从Beacon ADC数据库的分布情况来看，中国主导或参与的ADC项目正逐步从临床前向临床中晚期过渡。多家中国企业也陆续推进自主ADC项目进入临床或完成对外授权，显示出中国平台的持续外溢能力和日益增强的国际吸引力。
本文基于Beacon ADC数据库的系统数据分析，梳理了ADC开发在各个临床阶段的转化特点、影响成功率的关键设计因素、开发周期的演变趋势，以及战略决策的重要考量。
从数据中可以清晰看到，ADC项目在早期阶段面临更高的失败风险，主要来源于药物复杂性、脱靶毒性和生物标志物异质性。而一旦进入后期，得益于精准设计、患者筛选和临床策略的优化，成功率显著提升，体现出高风险与高回报并存的典型特征。
进一步分析不同设计元素（如连接子、载荷、靶点选择）对转化率的影响，可以发现，ADC的开发成败，并不依赖单一技术，而是由多个环节协同作用决定。CMC和临床开发经验，亦成为最终能否成功推进的核心壁垒。
同时，从临床开发时间的压缩趋势来看，随着平台经验积累和监管路径优化，ADC整体开发周期正逐步缩短，但仍然要求开发者在技术创新与执行效率之间实现更好的平衡。
ADC开发是一条充满变量和挑战的道路。理解这些变量背后的规律，精准把握每一个关键环节，既是现实的要求，也是持续优化和突破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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